国内一家中端养老机构借鉴了日本“组团式照护”理念，但运营后却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该机构采用向心式布局，18名老人的居室围绕一个共用起居厅布置，每间面积不足10平米。公共起居厅附近配置了三个公共卫生间和一个公共浴室。这种布局在日本养老机构中十分流行，管理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营造家庭氛围，方便护理员关注每位老人，并减少中重度失能老人和部分认知症老人独立上卫生间的风险。
然而，实际运营中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老人们上厕所经常要排队，早晚洗漱高峰可能引发人际关系矛盾。有护理员反馈，虽然卫生间是公共的，但不同老人会按习惯固定使用某个卫生间。如果某个老人不爱干净，其他老人会通过语言或行为提醒该老人不要使用自己常用的卫生间。有老人甚至直接表示，大厅里活动的人多且杂乱，影响心情，白天想在屋里休息，但公共厅距离太近，噪音大。
陈瑜在调研中发现，老人或护理员对养老院建设不满意的情况比比皆是，根源之一是养老机构兴建或改造与老人的实际需求存在供需错配，忽视了很多需求细节。陈瑜现任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研究员，自2014年起从事养老建筑研究，曾参与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国家标准的细则编制。她调研了37家养老院，整理了30余万字访谈语录，并出版了《老年人照料设施使用后评估》一书。
国家标准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发布后，全国养老机构步入等级评定时代。许多城市将养老院的运营补贴与等级高低挂钩，等级高低也成为老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参考指标。为获得更高的等级，一些养老机构参照评价标准进行了整改，但整改后的空间并不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未被充分利用，造成资金、资源浪费。走访中，许多入住老人反映一些设施看起来豪华，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。
例如，一家外企开发运营的高端老年公寓，最初定位为服务自理和轻度失能老人，配备了宽敞豪华的双人间和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。但投入运营三四年后，入住率始终不高。后来国内运营方接手后，发现周边客群以失能、半失能老人为主，公寓原有的高端休闲设施与老人实际需求不匹配。尽管进行了改造，但公共活动空间利用率低、能耗高，整体环境仍未能完全适应老人的真实需求，运营效果依然不理想。
类似的情况在多个高端养老机构中普遍存在。设计者理想与使用者现实之间存在鸿沟。例如，一些面向轻度失能老人的高端养老机构设计了公共浴室，购买了进口机械浴缸，但老人更喜欢在房间内洗浴，公共浴室因缺乏隐私、缺少扶手、排水不畅、冬天太冷等问题而被冷落，沦为晾晒间或员工休息区。此外，一些由酒店改造的养老院拥有挑高门厅、大理石地面等，但对老人有实际用处的家具设施反而缺乏，老人希望门厅附近能增设家属探望的私密交流区、靠窗观察街景的舒适座椅、宣传推广的活动公告等。
“医养结合”在许多养老机构中也面临执行困难。多数养老机构在设计之初已配置了医务室、护理站等，但运营后这些设施因处方权申请困难、未接通医保或运营模式不畅等原因而被长期空置，只能提供身体健康监测、药品管理发放等基本服务，无法满足老人拿药、做检查的需求。
调研中还发现，一些不合理的设计让老人频繁吐槽。例如，一位老人反映，每层楼床位数超过100张，但只有一处公共餐厅，从末端居室走到餐厅需要走437步，增加了身体负担。陈瑜认为，养老机构不能过度追求规模化，应将每层切割成多个护理单元，每个单元配备完备的功能空间，营造小规模居家氛围。
在广州，一所由旧建筑改造而成的社区型养老院虽然硬件条件不达标，但始终保持着满住状态。该机构最突出的优势是其“服务优先”的运营模式，配备了21名工作人员，赢得了周围老人们的信任。调研中，陈瑜发现相当一部分养老院因硬件设施不达标而放弃等级评定，选择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做口碑传播。
此外，一些在老人看来重要的空间细节在等级评定时常被忽略。许多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后，将原有房屋出租或出售，个人物品搬至养老机构，但养老机构缺少足够的储物空间。许多老人抱怨养老机构的居室多为两人间或多人间，容易产生生活作息、洗漱顺序、看电视等日常摩擦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调研显示，超过67%的受访老人明确表示更愿意住单人间，即使需要支付更高的床位费。
陈瑜认为，提升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水平正规股票配资，让老人享受更高品质的服务是终极目的，但实现高品质服务的途径不是唯一的，评价标准也应该更加灵活。中国养老机构在建成年代、建设模式、服务对象等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，面对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差异，如果用完全一致的高标准进行评定，可能缺乏普适性，也无法形成良性引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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